本文转自：正义网
村庄拆迁,村民即将有安置房。村子仿佛快“竖”了起来,从传统的横向邻里村落,变成一幢幢竖起来的漂亮新居。
这天,忍冬早早起来,衣服半新不旧随大流,脚步慢中有快跟着其他村民。她头发前额,别了平时不用的红发卡,走在大路上,远远看去,恍如冬天跳动的火焰。
自己查,查两遍没有。怕自己眼睛看漏,托人再查阅几遍,分配的拆迁安置房,的的确确没有她的名字。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到个人少的地方,她不禁鼻子一酸,在那儿足足愣了十几分钟。
找了个偏僻小路,避开熟人,狠狠地解下红发卡,低声“呜呜”地哭着离开。
忍冬,土生土长的农村人,1972年出生,小学文化,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年,得了脑膜炎,赤脚医生在防震棚给她用药,一下子用药过猛,伤了大脑,导致智力和精神都有缺陷。
20岁时,忍冬嫁到隔壁村,生下一子。平淡日子似乎可以就这样继续。然而,6年后,丈夫另结新欢。遭此刺激,忍冬精神状态持续下滑,生活难以为继,直至离婚。
娘家这边,早已拆迁,父母、祖母和哥哥一家挤在一间套房里,勉强维持,所以,离婚后忍冬难以再回娘家。前夫家念及旧情,将院子里的一间偏房给她居住。拆迁的红线很快把其前夫家也囊括进去。她居住的小屋,很快成了拆迁合同上的一组数字。
然而,作为离婚后女方,身份上不再属于前夫家庭成员,根据其离婚的时间和拆迁安置政策,她无法单独分房。同时。她前夫家仅分得到一间套房,空间比自建房差多了。在这样的套间内,前夫家再不愿收留这位离了婚的前儿媳。
无奈,父母只好把女儿忍冬接回家。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厄运专挑苦命人。不久忍冬哥哥出现了精神病症状,被送到医院强制医疗。这种情况下,嫂子成了家里唯一的顶梁柱,而嫂子对忍冬的回来本就有所怨言。父母担心,日积月累,嫂子忍受不了,抛开他们,这个家就彻底散了。所以,自从忍冬被接回来的那天起,父母便在心里一直盘算着,给女儿找一个合适的去处。
多方求助无果,忍冬的父母一纸起诉书,状告乡镇,要求给忍冬分配一套安置房。然而乡镇的抗辩也有其合理性:忍冬与其丈夫离婚发生在房屋拆迁前不到一年,而且是离婚不离家,仍然居住在夫家,按照当地历来做法,此种情形符合以离婚骗取拆迁分房的情形,所以法院也无法支持其诉求。而且,前夫家已经拿到安置房,她应该找前夫家协商补偿。他们多次到忍冬的前夫家找说法,没有得到支持。
法条有限,世情无穷。诉求的背后,是忍冬一颗心急如焚的心,是她望眼欲穿的目光。
她找到了我们。我们斟酌一番,跟她商定,走和解的渠道,希望通过协商和解,让政府能兼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护,给予她分配一套拆迁房的名额。
终于,乡镇特事特办开了绿灯,给予她一套小面积住房的安置资格。经过政府多方努力,忍冬拿到了房屋钥匙。
忍冬父亲多次打电话给我们,说新房已经拿到,请我们去看看。
我们抄近路,穿过小区长长的地下车库,朝她的新房子走去。地下车库光线暗淡,打开手机手电筒,才能看清。父亲在前边领路,她在后边跟着,头发前额的红发卡,显得更加红亮。
新房子很简陋,看不出有多少装修的痕迹。父女俩一个劲地道谢,不停地说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总算有了自己的家。
我们的车子开出了很远,忍冬父女俩还在挥手致意。正午阳光下,忍冬额前的发卡愈发红亮……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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