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快乐被设定为必须达成的目标，每一次情绪波动都会被放大审视，孩子们不仅失去了专注于当下行动的能力，更陷入了“状态导向”的泥潭。成年人精心打造的“无菌”童年，或许正在阻碍孩子体验真实的成长。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被错用的心理治疗》，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文作者｜[美] 阿比盖尔·谢里尔
《被错用的心理治疗》
作者：[美] 阿比盖尔·谢里尔
译者：李小霞
版本：中信出版集团 2026年1月
时刻关注情绪，会影响孩子获得满足感
尤利娅·琴佐娃·达顿（Yulia Chentsova Dutton）是乔治城大学文化与情绪实验室（Culture and Emotions Lab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的负责人。为了探寻为何孩子（特别是美国的孩子）在情绪管理方面遇到了如此巨大的困难，我专程前往华盛顿特区与她会面。
在参观她的实验室时，这位精灵般精致的俄罗斯移民告诉我：“我是研究情绪的人。如果你过度关注某些情绪，就会更受困扰。我担心，当我们试图帮助年轻人或孩子时，当前的这些做法往往是‘火上浇油’。”
在我们交谈的三个小时里，琴佐娃·达顿回顾了她的跨文化研究，比较了日本、俄罗斯和中国的年轻人面对压力时的情绪反应。她还带我参观了实验室的一个房间。在那里，受试者会戴上电极，观看引起心理刺激的视频，而研究人员则通过单向玻璃观察他们的反应。
教孩子用内涵丰富的词语来描述情绪，可以帮助孩子表达自己的感受。但她指出，我们对孩子的许多心理干预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我们等于是在告诉他们，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信号，也就是他们的情绪非常重要，需要密切追踪和关注，以此来指导行动，以及在某种情况下的反应。”
过分重视自己的情绪就像踩在一把转椅上去够高处的东西。东西没够到，脚下的椅子也滑走了。更糟糕的是，关注情绪往往会加剧这种情绪。引导孩子关注他们的情绪会让他们更加情绪化。
让琴佐娃·达顿不安的是，许多针对孩子的心理干预都基于一种错误的假设，认为孩子应该高度重视自己的情绪。她说，情绪不仅不稳定，而且极易被操纵。她还暗示说，只要她想，就可以让我感受到各种情绪。只需向某人提出一系列诱导性的问题，或者说一些特定的话，就肯定能让他感受到某种情绪。“这太简单了。”她说。
在如今这个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中，我们倾向于错误地认为，当下的情绪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在某一时刻的真实自我。但事实上，“我们会对许多线索做出反应，因此情绪常常出错”。
你感到愤怒并不一定表明你是对的，或者表明有人对你不公。你可能会嫉妒一个朋友，即使你并不想得到对方拥有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一个对你不好的人是爱你的，或者会怨恨一个对你好的人。情绪经常欺骗我们。
《头脑特工队2》剧照。
琴佐娃·达顿认为，成年人应该告诉孩子，情绪是多么不可靠。许多时候，孩子应该怀疑自己的情绪是否准确地反映了现实情况，甚至应该完全忽略它们。不必惊讶，你没看错：健康的情绪需要一定程度的抑制。
如果一个孩子从未学会抛开不快去专注于眼前的功课，那他如何完成一天的学业？如果他时刻都把自己的情绪放在首位，又如何成为别人的好朋友？将来的他又如何在工作中有所作为？他做不到，不会做到，也不可能做得到。
那经常询问孩子的感受难道不是一个好主意吗？在美国，心理治疗师、老师和家长似乎都认为，这种“情绪打卡”就像放在门口的温度计一样：无害，偶尔还有用。
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迈克尔·林登（Michael Linden）认为，时刻关注情绪是一种可怕的做法。“询问某人‘你的感觉如何？’会引发他的负面情绪。你不应该这样做。”“为什么？”我问道。每天早晨问一句“孩子，你今天感觉如何？”，这难道不是一个中性问句吗？他们既可能感觉良好，也可能感觉不好。但这种假设并不成立。林登反驳道：“没有人感觉很好。从来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你坐在公交车上，看看对面的人，他们看起来快乐吗？快乐从来不是日常情绪。”
林登是世界知名专家，专门研究心理治疗的医源性伤害。他写过一篇论文，讨论心理治疗师越来越多的不计后果的治疗行为。读过这篇文章后，我联系了他，与他进行了视频通话。他留着一头整齐的白发，英俊开朗，喜欢拿美国人开玩笑（我发现德国和北欧学者都喜欢这么做），轻松、幽默又率直。
林登告诉我，如果你追踪一个人一天甚至一周的情绪状态，你会发现“快乐”其实是罕见的。在我们每天醒着的六万秒钟中，只有极少时间会处于所谓的“快乐”状态。而大部分时间，我们只是处于“还好”或者“不错”的状态，试图忽略一些轻微的不适，比如有点累、疲惫、不安、紧张、易怒、过敏或疼痛。经常提醒一个人反思他们的当前状态——如果确实认真反思了——只会引起大量的负面情绪。
看到我吃惊的样子，林登让我思考一下当下的感受。我刚想说“还不错”，他就插话道：“你此刻并没有感到快乐，你正专注于这次采访。”
他说得没错。我们谈话的时间是加州的凌晨五点，而我并不是一个习惯早起的人。我清楚地知道楼上三个熟睡的孩子可能随时醒来，打断我的采访。我也不喜欢自己出现在网络摄像头中的疲惫的样子。因为要多睡一会儿，我甚至没来得及化妆，也没喝咖啡。
林登穿着美利奴羊毛衫，看起来很放松，我则面色苍白，疲惫不堪，竭力想让自己显得比实际上精神些。而且，林登的口音很重，我还要努力领会他的意思。所以严格来说，我并没有感到“快乐”。林登说得很对，更多地关注自己当前的感受，引发的主要是消极的内省。
我回想起诺拉的朋友们，想知道她们中有哪些人会因为密切关注自己的情绪而受益。那些被严重精神疾病困扰的人不会。那些（根据诺拉的说法）对自己的诊断结果太当真，夸大自己症状的人更不会。
林登告诉我，反复要求孩子反思自己的感受还会导致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心态倾向会发生变化。
心理学家研究人们的心态，试图找出哪种心态能让我们在面临各种挑战时，更容易完成任务。我们至少可以采用两种心态来应对挑战：“行动导向”（action orientation）和“状态导向”（state orientation）。
行动导向意味着专注于眼前的任务，而不考虑自己当前的情绪或身体状态。而状态导向则主要关注自身：我是否准备好了，我是否在担心那条没回的信息，喉咙后部有轻微的刺痛，脖子有点僵硬。事实证明，行动导向的心态更有可能让你完成任务。
最好的教练当然知道这一点。想想他们在比赛前是如何激励队员的：“我们可以做到！威金斯，你要像影子一样盯防11号！泰勒，注意别犯规！防守组——你们要对他们的四分卫持续施压，要逼抢和封杀！进攻组，集中注意力，保持冷静，严防死守！”专注，专注，再专注！紧盯眼前的任务！他们并不会说：“我想先花点时间听听你们每个人的感受。泰勒，从你开始。你还在为父母离婚难过吗？”如果你想赢，或者如果你想完成任何事情，那么最糟糕的做法就是把心思放在自己的情绪上，关注自己的失望、不适和痛苦的人际关系。没有哪位成功的教练会在中场休息时要求队员们思考自己的感受，因为状态导向会削弱一个人完成任务的能力。
林登说：“‘状态导向’会阻碍你完成任何事情。”
我问林登：如果一个社会不断鼓励孩子关注自己的情绪，会出现什么情况？
“如果你在一天开始时问自己是否快乐，答案只会是不快乐。于是你认为自己需要帮助才能变得快乐。你去找心理治疗师，最后他会让你更不快乐。”
但答案为什么不能总是“我很快乐”呢？
“因为这永远实现不了。”林登说，“把时间都花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只会让我们远离实际的目标和完成目标带来的满足感。”
思维反刍：反复回忆痛苦的经历
我们都有这样的朋友：他花了太多太多的时间纠结于过往。这就是所谓的“思维反刍”（rumination）：反复思考过去受到的伤害和个人碰到的问题。虽然倾诉可能带来暂时的缓解，但反复咀嚼同样的伤痛却可能是病态的。这是心理治疗中最容易出现的一种医源性风险。
莱夫·肯奈尔（Leif Kennair）是治疗焦虑症、抑郁症和强迫症的世界知名专家，专门研究和思维反刍有关的心理障碍。作为挪威科技大学的人格心理学教授，他还写了一本书（很遗憾，是用挪威语写的），详尽阐述了心理治疗是如何适得其反的。他通过视频通话告诉我：“试图让患者思考过去，思考哪里出了问题，哪些地方本可以变得更好，怎样做才能不同，可能会发生什么，以及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什么，都会增加患者的焦虑，诱发和加剧他们的思维反刍。”与此相反，当患者表现出抑郁或一般性焦虑的时候，治疗师“采用的干预手段应该让患者减少焦虑，防止他们陷入思维反刍”。也就是说，优秀的治疗师应该像认知行为治疗师那样，向患者证明思维反刍是一种无效的思维模式，并训练他们停止这样做。
在采访肯奈尔之前，我已经听到多位心理治疗师对我说，并没有证据表明今天的年轻人比前几代人更抑郁。我问肯奈尔：“我们如何确定，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更愿意谈论自己糟糕的心理状态呢？”
肯奈尔的回答既干脆又惊人：过度地谈论自己的情感痛苦本身就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如果你习惯性地和别人谈论你的消极想法或个人问题，至少说明你在反思自己的痛苦。但我认为他们越反思痛苦会越多，而这是抑郁症的主要诱因。”
将“快乐”设为目标，却鼓励情感上的痛苦
只要和有小孩的家庭待上一个下午，你就会听到家长反复询问孩子是否喜欢他们的冰激凌，对第二天上学是否感到兴奋，在公园里玩得是否开心。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告诉孩子：快乐就是你的最终目标，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所在。
然而，根据最权威的研究，我们完全搞错了。如果真的希望孩子快乐，那么我们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告诉他们“快乐是最终目标”。我们越是追求快乐，就越有可能失望。无论生活条件如何，都是如此。
“事实上，追求积极的情绪反而会使心理机能变差，而这又会导致更多的抑郁症状。”尤利娅·琴佐娃·达顿告诉我，“那些非常渴望快乐的人并不是特别快乐，这种渴望反而会让人的心理变得脆弱。”
想想我们的祖父母一代吧。我的祖母自幼家境贫困，但她却能体会到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快乐：巧克力冰激凌；简单的家庭生日聚会，一个难看的自制蛋糕；在某个偏僻的乡村古董店里发现了一些带有希伯来字母的小玩意儿。每件事都能让她感到突如其来的惊喜，因为她从未想过自己的人生会充满快乐。
《头脑特工队2》剧照。
当我们坚持把快乐作为孩子的目标时，就等于让他们陷入了煎熬。一方面，“追求积极的情绪”会让他们更加抑郁；另一方面，琴佐娃·达顿认为，这种抑郁的感觉会得到周围人的鼓励。因此，孩子自然会“夸大他们遭受的痛苦”。
科迪是布鲁克林一所公立高中的高年级学生，他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二三十年之前，孩子们可能会以科迪所谓的“强项”来定义自己并获得认同，比如擅长运动、受欢迎、获得过数学竞赛奖项或者外表出众。但如今，这些行不通了。“现在，如果你以自己的强项定义自己，会显得不够酷。因为有些人会让你觉得，你凭借这些强项获得了特权。”
那么，以自己面临的困境定义自己有什么问题吗？“嗯，我发现他们并没有尝试去解决自己的困境。”科迪费力地解释道，他说的不是那些患有严重抑郁症的孩子，而只是普通孩子。一旦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得到了其他学生的共情，“他们就不会走出困境了”。
来自成年人的监督、监控、监视
在过去几十年里，家长主要担心孩子在身体上受到伤害：遇到危险的陌生人，过马路被车撞，等等。但当“治疗式”养育兴起后，家长开始担心孩子在情感上受到伤害，不敢把视线从孩子身上移开。毕竟，孩子摔断胳膊会尖叫，但遭到戏弄、情感上受到伤害后却不会发出任何声音。我们需要掌握更多的信息，一分钟都不能松懈。社会需要我们这些当家长的密切关注孩子：治疗师、学校的心理专家和辅导员随时准备对我们的孩子进行“热成像扫描”，了解他们的情感世界并向我们汇报。
波士顿学院心理学教授、心理学经典入门教材的作者彼得·格雷（Peter Gray）说：“如今的孩子总是被人盯着。在家里，父母盯着他们；在学校，老师盯着他们；课外活动也是在成年人的监督下进行。他们几乎没有隐私。”
只要稍作思考就会意识到，他说得完全正确。这与前几代人的经历截然不同。学校里有“课间监督员”，老师会负责处理游戏中的争执，并提醒孩子雨天爬攀爬架可能会滑倒。校车上有“校车监督员”。放学后，我认识的许多孩子都会去参加课外班，学习攀岩、尤克里里或者柔术，所有的老师都是成年人。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总比让孩子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到处乱跑好。毕竟，成年人通常会为孩子树立好的行为榜样，家长的建议也比朋友们的更好，而老师更有可能维护公正并制止霸凌。监控越多难道不是越好吗？
《头脑特工队2》剧照。
然而，格雷指出，在孩子的生活中增加监控，等于增加焦虑。“如果心理学家在做实验时，想加入一个压力因素，看看人们在有压力和无压力下的表现有何不同，他们会怎么做？他们只需增加一个观察者就行。”格雷说，“如果有人在盯着你，似乎在评估你的表现，你就会感到压力。”
上一代人认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那些无人监管的时间是危险的，可能导致童年创伤、霸凌和虐待。与其让一些孩子受到冷落，不如安排一个课间监督员为操场上的球赛制定明确的规则，确保每个人公平地参与；与其让某个孩子抢走别人的午餐钱，不如雇个校车监督员；与其总担心孩子去了哪里，不如干脆用应用程序追踪孩子的行程。然而，这种无休止的监控让孩子的童年充满了压力。
有人看管能避免青少年的危险性行为，但格雷指出，这也意味着他们无法建立亲密关系。换句话说，成年人安排的孩子间的玩耍并不是真正的玩耍，从成长的角度看，无法教会孩子如何与他人相处。
真正有益于成长的玩耍包含着风险，孩子会渴望避开成年人的视线，比如修建一座堡垒或树屋，躲在里面。格雷警告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玩耍剥夺实验”。在这个实验里，老师、家长和治疗师没完没了地教导孩子如何关注情感和处理情绪，却很少给他们空间，允许他们有隐私，让他们去发展能力。他说：“我们剥夺了孩子喜欢的东西，代之以引起他们焦虑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同样会引起你我的焦虑。”
孩子喜欢什么？危险、探索、泥土以及和朋友一起玩自己发明的游戏。可是妈妈网购了一套低过敏性的无毒“泥浆”，并恳求孩子和她一起玩。尽管无害，却并不能帮助孩子缓解压力，挑战自己的极限，学会处理和同龄人之间的关系，无法帮助他们了解自己，也无法让他们在过程中发现自己未来可能会喜欢的活动或朋友的类型。
原文作者/[美] 阿比盖尔·谢里尔
摘编/王铭博
校对/杨利